出事油气田最终被确认为位于渤海湾中部的蓬莱19-3海上油气田。该油田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海上油气田。事故发生的确切时间仍不能确认，但至少已发生十余天，相应的通报，则只被控制在十分有限的范围。
至本刊截稿时，有消息称海面溢油已基本被清理干净。同时，介入此事的国家海洋局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关于此事件的调查已接近尾声，相关结果将于7月初公布。
事故难以界定
“蓬莱19-3”所归属的渤海油气田是中国第二大产油区，原油资源量76.7亿吨，天然气资源量1万亿立方米。其中，原油探明储量8.6亿吨，天然气272亿立方米。
该油田所处的位置距离山东龙口海岸约38海里处。据《南方周末》报道称，6月22日，有关部门在油田北部偏东方向发现一条长3公里、宽20米-30米的溢油带。6月23日，经吸油等多种措施处理，已无明显溢油。对于事故的原因，一则溢油评估需要综合油膜分析、计量平衡、水体浓度等多种方法，过程复杂，难以简单定论；二则评估结果事关对肇事者的责任追究，目前尚未有结论。
据一位海事部门的监管人员透露，这次事故所泄漏的原油并不是很多。
但渤海海域的特殊地质条件，给理论推测此次溢油原因带来了诸多干扰因素。一位石油勘探领域人士表示，在蓬莱19-3作业区域内，“原本就有大量油气苗存在”。所谓油气苗，是地下油气储量自然溢出的表现，也是判断地层之下存在油气储量的最佳表象。油气自然溢出也会影响到所在区域的海洋生态环境，直接表现为鱼类较少。
另外，郯庐断裂带直穿该海域，致使该区域的地质活动较为活跃，因而易引发油气苗短时间自然溢出增强。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该区域的油品以稠油为主，且无天然高压岩层。因此，此次溢油若非人工作业所致，则将会在短时间内停止。
油气苗与活跃的地质条件都是海洋石油生产潜在的安全隐患，因此海上石油作业者一般会在开发时通过对地下岩层的精确研究，尽量减少对跟断层有沟通的岩层进行触动，避免人为因素加剧油气苗活动的可能。同时，石油生产会释放地下岩层内的压力。而随着地下压力的降低，周边油气苗自然溢出的动力也会减少。
目前，对“蓬莱19-3”溢油原因尚无定论。但从溢出量、分布区域的大小和密集程度，以及溢油的连续性三方面可判断是自然溢出还是人为导致。据上述勘探领域人士分析，中海油在渤海地区的开采深度为1000米至1800米，将这么厚的地层人为压裂而产生溢油，可能性较小。但不排除作业增强油气苗活动的可能性。
此外，作业井套管与水泥浇筑之间、浇注水泥与岩层之间是否有缝隙或破裂尚不知晓。但如是这些原因，控制、修复较为容易，且成本较低。
不公开的事故原因
在全国六大海洋油气沉积盆地中，富足的渤海海域的物探工作开展最早、钻井数目最多、已建成的固定生产平台占全国同类平台总数的90%以上。渤海湾已成为中国最热闹的海洋石油生产基地。
中国石油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徐长航告诉《财经》记者，由于渤海海域的石油开采已有40多年，大块的油田所剩很少，所以现在的开采主要集中在边际油田，“类似于边边角角”。
由于业内对渤海海域的开采情况已十分了解，因此，此处发生事故，业内颇感意外。但实际上，去年就发生过一起事故。2010年9月7日晚19时，伴随着9号热带风暴“玛瑙” 的来临，离海岸8海里-10海里的中石化胜利油田三号作业平台发生45度倾斜，导致两人不幸身亡。
“9・7”事故发生后，中石化对外表示：倾斜事故没有漏油情况发生。原因是首桩滑桩引发了平台倾斜。
但之后，事故的调查报告并未公之于众。业内人士对此事件亦讳莫如深。在中国石化胜利油田的官方网站上，找不到任何关于此次事故的信息。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用了三个“敏感”来形容此次事件的调查。这位专家告诉《财经》记者，他本人也没有直接拿到调查报告，而是通过其他关系才最终拿到了调查报告的正文，“通过胜利油田，反而拿不到”。
拿到调查报告的这位专家也声称“看不明白”。“到底谁是首发因素、谁是后发因素，报告里根本没写明白。”上述专家说，“报告里只能看到事故经过，但描述又很笼统。”如果三号作业平台倾斜除了环境因素，还有其他多种不确定因素导致，那么这些因素也将潜藏在渤海湾中的其他平台中。
可与之相比较的是，1979年11月25日发生的“渤海二号”事故。当时，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移井位拖航作业的途中翻沉，船上74名职工，除了两人获救，其他全部遇难。“渤海二号”事故分析报告显示，没有及时排出压载水或卸载、通风筒因强度不够而被打断，以及平台与沉淀舱没有贴紧，这三个因素的共同影响降低了平台抵抗风浪的能力，使本来能抗12级以上风力的“渤海二号”，却经不起八级至九级风的袭击。
“渤海二号”事故促使中国政府及船级社不断加强平台船舶设计的规范性和严密性，同时也完善了海洋平台应急排水系统的设计，也加快了《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的出台，该条例1982年1月30日公布。
不透明难警示
由于“9・7”事故的不透明，对业内的警示和借鉴作用大打折扣。
“从学术的角度，我们就想知道事故的因果链。”一位业内专家感慨，“前车之失，不能成为后车之鉴。”他表示，国内的安全事故通报，如果后果不是很严重的话，对于事故的调查都会“轻描淡写”，“其实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他认为，从安全生产监管来说，未遂事故和重大事故的原因可能是完全相同的，而最终形成重大后果的原因可能是随机的。未遂事故从后果上来说是庆幸的，但不能因为庆幸就放过了。
而一位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业内人士对“蓬莱19-3”溢油事件最大的担心是，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判断溢油原因，“这将令中海油和作业者康菲陷入一个漫长的纠结过程。”
虽然此次溢油事件发生的资产归属中海油，但其作业方为美国康菲石油公司。作为一个国际石油公司，作业者康菲的担忧显然更多。因为若溢油判定为操作事故，则康菲不仅要承担经济损失，其行业名誉也会受影响，同时可能要直面来自中海油、甚至中国的“讨伐”。
这样的结果并非无先例。2010年4月，英国石油公司(BP)为作业者的钻井平台在美国墨西哥湾爆炸、倾覆，引发恶性漏油事件。为处理这一重大事故，BP至今已付出超过420亿美元。今年4月，BP终于对事故钻井平台的三家主承包商跨洋有限公司、哈里伯顿公司和卡梅伦国际提交了正式指控，要求三者赔付BP在该事故中的成本。
“海上大庆”风险
学术期刊《中国石油石化》曾发表“以美国海洋油气监管为镜”的文章，分析认为，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发生也与美国海洋管理体制有关。
处于主管地位的美国内政部矿产资源管理局，一方面负责审查监督近海油气勘探和开采的安全，另一方面又鼓励油气公司多生产，以便联邦政府收取更多的份额油。职能上的矛盾，以及与石油公司过往甚密，不可避免地干扰了其对石油开采的监管。
漏油事件发生后，美国内政部矿管局被分为三个相互独立的机构：海洋能源管理局、安全和环境执行局、自然资源收入办公室。由安全和环境执行局负责近海能源开发的安全和环保。
中国对于海洋石油的管理也由三个不同的机构各司其职。据国家安监总局海洋石油作业安全办公室(下称海油安办)副主任周彬介绍，中国海洋石油管理职责划分为，采油平台等生产设施由海油安办管理，统一发证检验；移动的作业设施则要在船级社入级，由交通部统一管理；有关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涉及的环境问题，则由国家海洋局负责。
由于海油安办只对使用作业设施的单位发安全生产许可证，具体的作业设施如钻井平台等，并无安全生产许可证件要求。发生“9・7”事故的作业三号平台即属于此类。因此，海油安办制定的《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洋石油作业设施安全许可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对钻井平台等作业设施进行补充管理。
实际上，对于远在大海中的钻井平台，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实难到位，其日常生产过程，更多的是以石油企业内部自监为主。
然而，“所谓生产规则，每个公司都有，但是得不到落实，都是一张纸而已。”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陈卫东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石油新增产量中约一半来自海洋，在2010年，该比例更高达80%以上。
鉴于中国300米水深以内的海域有153万平方米，目前只勘探了16万平方米，90%还没有勘探，中海油于2008年推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2000亿海洋开发计划”，未来10年-20年要在南海投资2000亿元，这相当于一个海上大庆。
5月26日，中国第一个作业深度达3000米的深海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交付中海油投入使用。至此，中国石油“深海战略”有了实质性进展。陈卫东表示，在海上大力开采石油的中国，接下来将面临一个成本快速上升的时期。不单是人力成本，还有标准、体系等方面的改变带来的成本增加。
这其中，安全的成本和考量将占据多大的分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