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石油产量2.1亿吨。连续5年石油产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证明中国石油产量已经稳定在了2亿吨的标准之上。然而，随着而来，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前：中国石油如何突破2亿吨的产量瓶颈？
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石油工业实际上并不陌生。1978年中国石油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之后，也在石油工业内外研发了有关“年产1亿吨原油能否稳住”的争论。
从现在的眼光看，这绝非杞人忧天，因为两年后，中国石油产量就出现了减产。尽管只有短短数年之间，但是在现在面临2亿吨产量瓶颈的今天，回顾这一段“减产”历史，无疑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我们无意质疑中国石油工业未来稳产和增产的能力，但是只有从多个角度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才能让这段历史不再重演。
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石油产量逐渐减少，从1979年的1.06亿吨跌倒了1.01亿吨。面对产量下降的事实，当时的中国石油工业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一部分专家认为，中国现有储量足以支撑1亿吨产量，而反对者则认为，产量维持在8700万吨才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选择。
从石油工业的规律来说，产量的递减是随着储采比下降不可避免的。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石油产量已经突破2亿吨，足以证明，资源量不能解释为80年代初减产的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首先，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为支撑全国的经济，石油部动用了作为战略储备的喇嘛甸油田，加快了胜利、大港油田的开发，采用“稀井广探、稀井高产、稀井高质量”方针，成功发现并高速开发了任丘等潜山油田。从1974-1978年，原油年产量每年以1000×104t的幅度增长。
然而，1978年全国原油产量突破1×108t后，任丘等潜山油田产量快速递减。以任丘油田为例，作为典型的碳酸盐油田，当时的中国石油工业并没有绝对的技术水平保障稳产开发。经历了产量600万吨，1200万吨，1700万吨这样连续三年空前绝后的增长，开始迅速进入产量衰减期。
1978年的10404×104t产量中，喇萨杏、兴隆台、任丘、冀中中小潜山、胜坨和孤岛油田为8287×104t，占79.6%；至2010年，这些油田的年产量降至4585×104t，减少了45%，平均每年减少1.4%。
不科学的开发、过早动员储量，导致后背储量没有更上，直接造成了减产。
其次，进入80年代，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政府财政支出庞大，对于石油工业的投资逐渐减少。不仅仅是中国的石油工业，全世界的石油工业都是高投入、高产出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更不用说中国石油部门在当时还肩负着保障石油供应的政治任务，更是需要不计成本大规模打井。国家投入的减少，直接造成了上游勘探工作量的减少，也就使得资源储量下降，进而影响了产量。
最后，渤海2号沉船事故对石油从业者产生了影响。1979年11月25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移井位拖航作业途中翻沉，遇难72人，直接经济损失达3700多万元。这是天津市、石油系统建国以来最重大的死亡事故，也是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历史上少见的。
事故发生后，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解除职务，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被记大过处分。石油部每个党组成员都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召集各主要油田的负责同志来京座谈，听取批评建议。宋振明还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向全国人民做了检查。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马骥祥等4名责任人被判承担刑事责任。
渤海2号沉船事故处理了一批干部，让整个石油工业队伍情绪受到了影响。一位经历过当时事故的人员说：“当时大家都觉得自己拼命干工作，找石油，风险还这么大，不如消极一点，没有功，至少不会承担错误。”这种消极心理，也对石油产量的增加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后续：
1981年6月，国家采纳石油工业部建议，在石油全行业实行“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1981-1985年，投入勘探资金年均递增19.5%，渤海湾油区总结形成了“复式油气聚集带”理论和相应的有效勘探方法，胜利油田走出了“无整拾零论”的阴影，全国原油储量增长幅度加大，产量自1982年起开始回升。
1984年塔里木盆地地矿部沙参2井出油，1989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以“两新两高(即采用新工艺技术和新管理体制，组织开展一场高水平、高效益的石油勘探开发会战)”方针，展开了塔里木石油会战，以大山、大漠为主体的西部油区勘探开发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1982年1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2月成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加快了开发海洋油气的步伐。时至今日，已经建成“海上大庆”。
80年代初的石油减产和70年代末“川气出川”战略的失败，都是中国石油工业历史上的挫折。重温这段历史，再对比今天中国石油工业面临的一系列困难，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启发和经验。 (原载《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