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后，美国在遏制苏联、与之争霸的过程中实施两手战略：一是把苏联引上与美进行军备竞赛的快车道，从经济上消耗苏联国力；二是通过施压OPEC增产，使世界石油价格低位运行，切断苏联军备竞赛所需资金来源，拖垮苏联经济。
世界经济周期影响着石油供需的平衡，进而刺激油价的涨落。西方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周期一般为5-6年一个循环。国际油价走势与之相契合：3-5年短波段、10-12年中波段、28-30年为长波段。
西方经济当时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欧为了抑制本国通胀、刺激经济复苏并打压苏联石油收入，怂恿沙特于1986年燃爆战后国际石油市场最惨烈的价格战。美国发动的全球油价“逆危机”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石油、经济周期与苏联解体衰亡
沙皇俄国1898-1901年的石油产量(1911年俄国产量1120万吨，全球2124万吨)曾一度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之后，美国又夺回石油产量第一的宝座，并保持到1974年。
1975年，苏联石油产量超过美国。而苏联解体后，1992年沙特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2007年，俄罗斯夺回石油超级大国的桂冠。但2009年美国发生“页岩气革命”，取代了俄罗斯天然气第一生产国的地位。俄罗斯能源大国地位的兴衰与国运休戚相关，并影响了世界格局变化。本文主要论述苏联晚期油价震荡走低因素与苏联解体的关联性。
1986年国际油价急剧下跌，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石油成为国际关系中结盟和断交的推进剂以及战争与革命的缘由。在1985-1999年世界油价低迷的15年间，俄国经历了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和叶利钦时代痛苦的、接近崩溃的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转轨过程。
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在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的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大的谷物和食品进口国。苏联当时已被深深地卷入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之中。到了80年代，苏联一半以上的外汇收入靠石油出口，而一半以上的外汇支出用于进口粮食和食品。因此，苏联经济状况直接取决于世界油价和谷物价格的波动，取决于世界对石油和粮食的总体需求态势。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苏联经济学家和政治决策领导层都没有对苏联卷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后果做出相应评估。因此，1980-1982年间，世界经济出现连续衰退并伴之以石油价格下降时，苏联没有人预见到这一情况将给苏联外贸以及外汇金融系统带来何种灾难性的后果。
经济学家早就发现了苏联计划经济增长速度的衰减：从50年代的6%、70年代的4%到80年代的3-3.5%。苏联经济持续20-30年增速递减，甚至增长停滞。但尽管如此，也不至于导致经济崩溃。1991年苏联出人意料地解体，不仅给苏联学者的声誉投下了阴影，而且也令外国的苏联经济学和政治学家脸上无光。
1992年以后，上述学者开始研究苏联解体，并马上抛出了一系列非常主观的论断。一类学者断定，苏联解体是以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决策失误造成的；另一类学者则认为，是1982年美国里根总统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弱化了苏联经济而导致了苏联解体。
90年代苏联档案放开之后，学者才有机会据此来分析苏联最后20年的历史，苏联衰亡的体制原因显露无疑。至少可以明白的是，苏联解体的机制包括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
苏联档案资料和解密的美国文献表明，在各种因素中居于特殊重要地位的是对外政策的作用，亲美力量对苏联领导层和专家的影响，对苏联解体进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催化剂作用。解体的客观原因则是苏联大厦的根基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巨大的裂缝。苏联政治领导人没有搞清本国已经有限融入的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在错误评估局势的基础上作出了错误的决策。
20世纪80年代，苏联极度依赖油气出口收入来维持经济运转，油气价格下跌使苏联国力遭受重创。能源出口收入占苏联外汇收入最高曾达到54.4%(1984年)。随着世界油价走低，石油出口收入从占苏联外汇收入的38.8%(1985年)下降到33.5%(1987年)。
苏联只得靠提高出口量来弥补油价下跌造成的外汇收入的下降。1971-1989年苏联石油出口增长90%，1989年达到1.847亿吨(其中原油1.273亿吨，油品0.574亿吨)。
出口量占开采量的比重不断增加：1970年为25.8%、1980年为27.7%、1987年为29.1%、1988年为34%。1985年俄罗斯联邦出口能源4.74亿吨标准燃料，1990年 4.62亿吨标准燃料。1988年俄联邦石油产量比1981年提高2100万吨，出口增加4800万吨，但收入却下降了50%。而苏联天然气出口占外汇收入的比重1989年为29.2%，当年出口天然气1010.5亿立方米(对经互会46.7%，南斯拉夫联邦4.8%，西欧45.5%)。
苏联1970-1986年对石油天然气工业的投入提高了1-2倍。1970-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石油工业占工业总投入的8.8-9.3%，1986年则提高到了19.5%。苏联石油产能1970年为美国的74%，1986增长到了140%；在此期间，天然气产量从相当于美国的30%增长到了133%。苏联从西方进口的机械设备包括成套石油开采设备，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从1980年的29.8%提高到了1990年 43.8%。
另外，苏联从1975年变为粮食净进口国，粮食进口激增。1970年净出口350万吨，1974年粮食进出口持平，1975年进口上千万吨。1984年仅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粮食达2680万吨。1986-1988年，食品短缺约为210亿卢布(在食品生产总额为1360亿卢布的情况下)。除大量进口粮食外，1989年进口肉类60万吨，奶油24万吨，植物油120万吨，砂糖550万吨，柑橘50万吨。
在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期间，苏联大幅增产，拒绝与欧佩克限产保价相配合。其与欧佩克争夺西欧市场，争当西方的“可靠伙伴”。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陷入了用增产维持石油美元收益的怪圈。始于70年代中期的经济停滞到80年代演变为关键经济部门的危机：经济结构失衡，技术工艺落后。
苏联80年代初已形成极度的军工经济特征。军品占机器制造业的60%以上，军事支出占国民总产值的23%；80年代末上述指标分别提高到80%和28%。苏联农业增速从60年代的4.3%降至80年代初的1.4%。在此期间，工业增速从8.4%降至3.5%。消费部门长期衰退，限制了民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戈氏上台正面临苏联综合国力下降、内外交困的局面。
阿富汗战争还在持续，1986年4 月又发生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与美国军备竞赛消耗了苏联国内资源的40%。戈氏实施加速战略，计划“十二五”期间(1986-1990年)GNP增速为2.8%,2000年前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翻一番。为此，五年内燃料—原材料工业产量需要增长15%，而投资需要新增30-40%。资金来源只能依靠向西欧市场大规模倾销石油等原材料。戈氏经济改革时期国家订货占GNP的 90%，严重扭曲了实体—财政金融平衡。
20世纪80年代苏联石油政策的战略失误
石油是苏联崛起的关键因素。20世纪60-70年代西西伯利亚发现巨型油气田，恰逢世界油价上扬了好几倍。当时，对西西伯利亚油气工业每投入1 卢布，经过3-4年就可以收回30-40卢布的利润。
这种迅速和巨大的收益在世界经济史上尚无先例。得益于这种聚财效应，苏联通过石油出口获得了巨大的外汇储备。苏联经济状况不用任何经济改革就得到了改善，可以大量购买外国先进设备和消费品，还保障了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财政基础。
70年代，由于中东政局动荡不安，国际油价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上涨。许多人认为，油价上涨到一定高度之后就会稳定下来。这一错误判断让包括苏联在内的产油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80年代中期的局势表明，高油价是与具体的突发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状况紧密相关的。1985-1986年世界油价下跌了一半，这使得严重依赖石油出口创汇的苏联受到沉重打击。
苏联预算、外贸平衡、数千万吨谷物的进口、外债偿还、军队和军工综合体拨款等均陷入了捉襟见肘的窘境。但苏联政府仍不知道，应对这类危机情况应当采取哪些反危机措施，以及世界油价暴跌对苏联经济将产生一系列什么样的后果。
1985年 8月，美国里根政府迫使沙特增产，实行“逆向石油冲击”战略(与70年代初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战略相反)，向已显萧条的世界市场注入石油，打压油价，抑制西方的通货膨胀，使热钱回流美国股市并投入房地产市场。1985年 10月，欧佩克会议未能就出口配额达成共识。美国的授意与沙特削弱正处于两伊战争中的伊朗和伊拉克经济的意图相契合，科威特也在美国的授意下继续违反欧佩克配额增产，而伊拉克则没有超产能力。
萨达姆迫切要求欧佩克制定严格的配额政策限产保价，以维护21美元的价格底线来提高石油收入。油价下跌1 美元，伊拉克的损失就高达10亿美元，这刺激了1990年伊拉克对债权国科威特的入侵。美国石油进口量则从1970年的300万桶增加到1990年 800万桶。
1985年，沙特的石油出口从不足200万桶/日猛增到约600万桶/日，秋末更达到900万桶/日。11月，国际石油价格从30美元/桶一路下跌，在不到5 个月之后跌至12美元/桶。这使得苏联在一夜之间损失了超过100亿美元的硬通货，几乎是其硬通货收入的一半。每桶石油价格下跌1 美元，莫斯科每年的收入就要减少5-10亿美元。
天然气的价格形成与石油价格挂钩，因此苏联出口天然气的收入也减少了数十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元贬值使莫斯科收入每年减少大约20亿美元。军火是苏联继能源之后的第二大出口商品，大部分军火出口到了中东国家以换取美元。由于油价暴跌，1986年上半年，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石油收入减少了46%。结果，苏联军火销售量在1986年减少了20%，莫斯科又失去了20亿美元硬通货。
由于油价下跌，苏联经济雪上加霜，致使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美欧则享用了低油价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红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1979年苏联不出兵阿富汗，沙特就不会听从(而会顶住)美国有关石油增产以打压油价的建议。苏联占领阿富汗让沙特十分担忧，尽管石油价格下跌也同样损害阿拉伯世界产油国的经济。按照苏联能源部官方统计，1985-1988年世界油价下跌，从1984年的212.6美元/吨下降到1988年的93美元/吨，下降了129%，致使该国四年间共计损失400亿卢布。
1985年年底开始，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直线下降，到次年4 月1 日，国际市场石油价格跌至每桶10美元大关，下跌幅度近70%，创13年来最低纪录。油价如此暴跌史无前例，苏联等产油国为此而深感震惊。
苏联是世界上石油产量最多的国家。1983年产油量达6.18亿吨，1984年产油量为6.13亿吨，出现了战后以来年产量首次下降，1985年又进一步下降为5.953亿吨。仅在1988年曾达到历史最高产能，但也不过6.24亿吨。石油产量下降，加上石油价格“逆危机”，使苏联经济雪上加霜。
因为石油和油品出口是苏联获取硬通货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苏联2/3的外汇收入靠向西方出口石油获得，而又要用这一收入来进口西方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粮食。西方估计，1984年苏联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石油及石油产品9000万吨，换取外汇190亿美元，大约占从西方获得的出口外汇收入的67%；1985年虽有所下降，出口石油和油品不超过5550万吨，但仍占从西方获得的出口收入的60%。
苏联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石油及油品与技术设备交易时，由于苏联石油产量下降，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下跌以及美元贬值，苏联在西方市场特别是西欧市场上失去了相当部分的购买力。缓和外汇紧张的其他两条重要杠杆黄金和军火，也由于国际市场的供需状况以及市场容量等条件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小了。再加上苏联国内“没有可代替油气的其他商品出口”，因而外汇日趋紧张，进口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高科技货物发生支付困难。
苏联官方则认为，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下跌,并不会引起苏联经济上的困难,苏联的生产潜力和科学技术潜力足以使他们能够迅速地调整生产，苏联可以更多地出口柴油、喷气机燃料、天然气、化学原料、电力，以弥补石油跌价造成的损失。为使自己不在石油价格暴跌中受到较大影响，苏联1986年 1月宣布停止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售原油,并力求增加天然气出口。此外,苏联国内还认为油价下跌只是转瞬即逝的暂时现象。这充分表明他们对油价暴跌的持续性估计不足。
苏联解体前夕，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91年 11月 18日在休斯顿美国石油学会(API)对访美的苏联炼油和石化专家发表题为《我们是如何搞垮苏联的》的演讲时说，“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
她还准确地预测出苏联将在一个月内宣布解体。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如她所料。世界油价下跌对苏联石油工业的影响十分明显。苏联有一半以上的石油产自西西伯利亚的六大巨型油田，产量增长一度很快。苏联政府为石油工业确定的方向是增加石油出口，因为苏联极其需要石油美元来购买谷物和进口设备。但是，加快开发大油田战略导致易采石油的枯竭，剩余可采储量质量下降。
到80年代初期，继占苏联石油产量25%的最大的萨莫特洛尔油田的产量下降之后，西西伯利亚其他巨型油田的产量也开始出现下滑。西西伯利亚拥有巨大的石油资源潜力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石油产量下降的原因不是地质层面而是经济层面的。主要是因为，按照原来的产量和价格水平靠投入1卢布产出30卢布利润的投资逻辑已经不可持续。巨型油田中，易采而便宜的石油已经枯竭。西西伯利亚稍小一些的复杂油田则需要巨额投入。为了维持原来的产能，需要有更多的金融和物资投入，但国家预算中已经没有这笔额外的投资了。
许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深知石油工业在整个苏联经济中的支撑地位，但他已无力回天，扭转局势。的确，1985年他上台伊始就考察了西西伯利亚，并划出了一笔资金，稳住了石油产量。但两年之后，石油产量又出现下降。为了扭转石油工业的这一局势，必须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
戈尔巴乔夫在当时的讲话中已流露出对石油工业前景的忧虑。但是，戈氏仍没有意识到国家必须对石油开采业划拨巨额资金。这一事关苏联经济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没有被提到政治局层面讨论，因为他们认为，还有另外的解决产量下降问题的方案——开发新的成本较低的大油田，可供选择的有里海、东西伯利亚和极地油气产区。
70年代末，上述地区已经发现巨型油田。当时的战略任务是，在发展西西伯利亚主要产油区的同时，开始开发新的战略接替性产区。西西伯利亚油田大开发走的就是这条路径：当鞑靼斯坦共和国在70年代初期达到产能峰值期之时，就开始积极推进西西伯利亚油田的开发。美国记者尤里·热加尔金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解密的信息作出很专业的判断——“里海石油能够拯救苏联免于解体”。
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苏联石油工业在整个80年代没有实现向开发新的大油田的战略转向，来防止石油产量的下降呢？1986年戈尔巴乔夫开始与美国人谈判，希望能吸引外资来开发哈萨克斯坦田吉兹大油田。与美国石油公司雪佛龙(Chevron)就建立合营企业的谈判持续了两年多，之后又耗时两年时间组建合营公司，1990年才开始工作。但时间——这一当时对于苏联最宝贵的资源却已无可挽回地流逝了。与此相类似的是，东西伯利亚新油田的开发也遭到了延宕。15年之后，俄罗斯地质学家著文描述了东西伯利亚资源开发被延误的情况：“逻辑上令人费解的是，在西西伯利亚资源压力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不让充分利用东西伯利亚的资源。”
美国著名的苏联石油问题专家Robert Ebel确认：“对1989年苏联石油产量下降没有预测，不是因战争和市场经济条件所致，而是对石油工业战略管理方面出现失误所引发的。”
苏联1988年迎来石油开采的峰值期，当年石油产量达到6.25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21%，其中俄罗斯采油5.7亿吨，占世界19%。苏联1960年占世界石油产量的14.4%，当年全苏产量为1.479亿吨，全球为10.26亿吨。
1980年苏联占全球总产量的19.5%，当年全苏产量为6.032亿吨，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地区为3.126亿吨，全球为30.879亿吨。1990年苏联产量为5.705亿吨，占世界18%，俄罗斯为5.159亿吨，占世界16.3%(其中西西伯利亚地区为3.67亿吨，全球为31.683亿吨)。
2000年俄罗斯占世界9%，产量为3.232亿吨(西西伯利亚地区为2.204亿吨，全球为36.044亿吨)。预计2020年俄罗斯将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10%，届时俄罗斯产量为5.2亿吨(西西伯利亚地区为3.15亿吨，全球将达52.25亿吨)。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和苏联高层领导人对实现当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提高石油产量，表现出行政手段失灵的状况。苏联政权最高层的管理能量已不能“突破”各部委和机构之间的管理体制所形成的部门私利化的壁垒。苏联行政体制“硬化”的痼疾已经严重到使政权瘫痪的地步。正是这一病症决定了苏联体制在80年代无力实施石油工业向新油区的大规模转向，而这种转向该体制在60—70年代曾很容易就实现了。
此外，还有一个方案能够改变苏联的石油政策——压缩国内石油需求量用于扩大石油出口。这是最现实的对策。苏联当时国内需求量约为4.5-4.7亿吨，出口1.2-1.3亿吨，其中只有0.4亿吨出口到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西欧换取外汇。当时通过决策能够做得到的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多出口0.25-0.3亿吨石油，减少国内需求以赚取更多外汇。
这仅需压缩6-7%的国内供应。但令人费解的是，在外汇出现危机的1989-1991年间，苏联最高经济领导层做出相反的决策——维持高水平的国内供应而压缩石油出口。
1991年苏联原油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仅有0.54亿吨。可见，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石油决策至少出现了两个战略性失误：第一，破坏了苏联石油开采的延续性——在西西伯利亚产能峰值到来之时没有准备和实施向新的富有前景的油田转移，这导致了从1988年起苏联石油产量的下降；第二，苏联领导层没有预见和实施最基本的经济上的机动措施——把石油从国内市场分流到国际市场，如果这样做了，本来是可以降低外汇危机的程度的。毋庸置疑，这两大战略错误都是主观层面的.
石油、粮食和外贸危机
全球石油价格下挫使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对外贸易平衡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但这不足以导致苏联在1991年发生解体的悲剧。苏联官方认为，由于全球石油价格下跌所导致的外汇收入总额减少的幅度并不大——约15%。但在石油出口量缩减之后，苏联外汇收入开始加速锐减，而金属、木材、棉花等产品的出口量下降导致这一情况变得更加棘手。
苏联高技术产品出口量(4%)在对外贸易额中所起的作用历来不大。结果到90年代初，苏联外贸体系中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进口量大幅超过出口量。这样就引发一个问题——是否有可能缩减进口以防止苏联经济出现崩溃？
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主要进口项目是粮食和食品。1990年这两种物资在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50%。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石油收入的大部分实际上都用于购买谷物和食品上。典型事例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向西西伯利亚主要石油开采企业的领导穆拉夫连科提出请求，内容是：“面包出现问题，请增加300万吨计划外石油”用于出口创汇。
可见，在粮食进口和石油出口之间形成了一种刚性联系，这种联系促使石油企业加快油田开发速度，加紧石油开采，这又成为引发为石油领域出现危机的原因。
但是，苏联依赖食品进口的情况并不常见。1914年之前，俄国曾是世界上第一大粮食出口国。正是农产品的出口在历史上保证了俄罗斯的外汇收入，并为进口机械设备提供了资金。苏联首个关于在国外大量采购粮食的决议是在1963年通过的。当年粮食减产，而此前，苏联一直是农产品的出口国。
苏联转而成为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引发了一系列巨大而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如果不是依靠出口石油，粮食问题很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就成为灾难性问题。无论是黄金开采，还是木材、棉花的出口以及对外举债，都不能保证用来进口农产品的稳定拨款。
在此情况下，只有在西西伯利亚开发并开采大型油田，将石油大量出口换汇才能阻止粮食危机的发生。美国学者科特金写道，“如果没有西伯利亚的石油，苏联很可能会提前20年塌陷(解体)”。他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苏联农产品进口量占所需粮食总量的40%以上，成为苏联经济的软肋。
苏联领导层认识到本国在地缘政治敌手面前存在战略上的弱点——苏联要向这些国家购买粮食，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但无力回天。20世纪60-80年代，苏联向农业生产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实施了一批大型项目，但 80年代主要农产品产量依然停留在60年代的水平。
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国家不得不支付大量外汇用于在国外采购粮食和食品。无法解决的粮食问题动摇了苏联经济的根基，限制了苏联实行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苏联农业衰退的基础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苏联选择了斯大林模式，彻底消灭个体经济，组织大规模生产，完全剥夺了农业生产者的物质利益，这使农业发展走向末路。
而后来苏联领导层为提高农业效益所作出的所有尝试都没有超出斯大林所实行的僵化的管理模式。农业成了苏联经济中最保守的部门，甚至不允许讨论任何有关农业生产转入市场运营机制的可行性。因为政府不愿意、也不打算在农业生产领域实施痛苦的但却必要的市场化改革，这种情况导致了苏联农产品消费市场在1990-1991年间的彻底崩溃。
严格地说，在1986年石油出口收入减少后，应该马上就开始缩减粮食和食品的进口量。但国家举债以及商业贷款的利用推迟了这一时刻的到来。而到了1991年，却根据石油出口量把粮食的进口量减少了一半。
但是，对外贸易“进出口平衡”的自然恢复并不是有针对性的反危机行动的结果，而是许多情况叠加的后果。一直到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刻，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也没有打算通过不受欢迎的“保持稳定”的决议。
戈尔巴乔夫在位的最后几年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明显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国家是不可能从危机中走出来的。但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条路是不能走的，因为这意味着彻底失去政治威信。
周期、危机与经济政策
研究苏联领导层在危机暴发的危急时期所通过的决议，可以得出以下几条总结性的意见和结论，这些观点也许对于应对目前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是有益的。
第一，将世界经济发展存在周期性的特点列入经济政策是必要的。领导层和专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世界经济无论处在哪个阶段——上升或衰退，都应该制订符合该阶段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苏联政府应该具备一套在出口规模缩减的情况下切合实际的行动战略。这套战略应该限制进口规模，根据外汇储备危机的程度，缩减预算开支10%、20%或30%。
第二，认清经济发展战略中的薄弱环节非常重要。对于苏联来说，粮食和食品进口就是这种薄弱环节。即在能源出口规模缩小的时期，必须考虑用于进口粮食或其他战略性稀缺商品的外汇的来源。今天，石油和天然气对于许多资源进口国来说就是稀缺商品。如果战略性稀缺商品是从地缘政治对手国进口而来，情况就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苏联就曾面临这种情况，因为它向美国及其盟国购买粮食这种战略性稀缺物资。
保证维持优先商品进口的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重要的是要拟定一份非战略性商品的准确清单，必要时可以限制这类商品进口。苏联本来是可以合理地临时缩减所有设备(除石油工业设备)的进口量的。尤为重要的是，确定外汇收入的新的可能的渠道。
苏联本来可以缩减石油的内部需求而扩大其出口量创汇。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应优先制定应对主要战略威胁的决策——苏联当时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外汇收入，以扩大粮食和食品的进口量，缓解紧张的社会经济—政治局势。
第三，苏联的反面经验告诫我们，同时进行深入的经济政治改革与具体实施硬性的反危机措施之间具有不协调性。戈尔巴乔夫的动机比较清楚，他想通过媒体的政治自由化树立绝对威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经济自由化。
但苏联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种战略方针的无效性。首先，在危机条件下采取任何自由化的措施都无法阻止危机，只会深化危机。苏联经济管理体系的效率很低，特别是在农业领域。但是，甚至就在这样巨大缺陷存在的情况下，苏联依然存在了很长时间。
这种缺陷大多是由20世纪20-30年代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引起的。这些决策对苏联在1986-1991年间所面临的短期的、尖锐的外汇危机问题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基础性经济政治改革与反危机措施的具体实施同步性的尝试，导致了对局势的完全失控。
拥有一个意见统一的团队以及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对于克服危机是非常重要的。但戈尔巴乔夫既没有经济团队，也没有政治团队。他起初就坚持的自己的战略——平衡对立的统治精英的利益，这在危机爆发时是很难获得成功的。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深刻理解新的现实和战略威胁，制定正确而负责任的决定，并一以贯之和无条件地履行。那些曾经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的班底都不具备这样的品质。
还有一个左右戈尔巴乔夫的主要问题——经济发展速度减慢。这是由于上几届领导班子执政能力欠缺所引起的，不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点对苏联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他们的共同弱项。在全球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重要内容的今天，深入研究苏联解体的石油政治因素，仍有历史教训值得汲取。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重大事件及其后果，都不是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合力”使然。但是，领导人个体因素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具有决定作用，戈尔巴乔夫是造成苏联经济崩溃而最终解体的核心人物。
始于2007年 7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 8月向实体经济扩散，把世界经济推向了新一轮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世界经济经历了2004-2007年高速增长之后，增速递减，需求下降。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WTI油价在2008年 7月 11日达到本轮最高点147美元/桶后迅速下跌，12月份跌破40美元/桶关口并最低下探至33.87美元/桶，2009年均价62美元/桶。由于欧佩克严格执行减产协议，2010-2011年世界油价震荡上行，目前保持在80-100美元/桶。
俄罗斯作为世界能源大国，占世界能源储量8%(其中天然气储量占1/3，石油储量占1/10，煤炭储量占1/5)。燃料—动力综合体是俄罗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行业，占俄GDP20%以上。财政收入30%、联邦预算收入50%以及工业产值25%以上来自能源行业。当下受金融危机和油价波动困扰，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俄罗斯经济2009年 GDP下滑7.9%，2010年增长3.8%，2011年为4%。
油价低迷无疑是导致苏联民族分裂、国家解体的传导性因素。以往几十年周期性经济危机只局限于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全球化扩展和深化，这种经济发展周期效应和影响几乎辐射到全球所有国家，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全球经济为实现整体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呼唤国际政治民主化，推进不同文明经济体间的对话，促进世界多极化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