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是变化的，帝国都浮沉兴衰。维也纳卡尔吕格环形马路上有一幢现代化办公大楼，底层有一个小书店，为纪念它的主要承租人，历来被称为“得克萨斯公司大楼”。可是在七十年代中期，由于另一个承租人的到来，摹地里以“欧佩克大楼”的名字叫开了。这一变化象征了全球大变动的一个深刻进程；石油输出国一下子取得了以往跨国公司所占有的地位。
其实，欧佩克最后在维也纳安顿下来纯系偶然。最初，它在日内瓦落户，但是瑞士人怀疑它的认真意图，甚至它的重大意义，拒绝给予它一个国际组织机构的外交地位。然而，奥地利人热衷于创造可提高他们国际声誉的任何条件，乐意给予方便，于是1956年，尽管奥地利同国外的航空联系渠道差一些，欧佩克还是迁到了维也纳。欧佩克进驻维也纳，搬进得克萨斯公司大楼，清楚地表明当初对这个相当神秘古怪的组织是多么不以为意。这个组织尽管在创立之初嚷嚷了一番，但一直没有达到它的主要政治目标——由石油输出国维护其支配资源的“主权”。
然而当时，在七十年代中期，一切发生了变化。国际秩序颠倒了过来，欧佩克成员国受人奉承、恭维、责骂和谴责。这是蛮有道理的。石油价格处于商业的中心位置。那些似乎控制油价的人被视为世界经济的新主人。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欧佩克成员国资格，实际上与苏联以外的世界上所有石油输出国为同义词。欧佩克成员国将决定是要有通货膨胀还是要有经济衰退。他们将会成为世界的新银行家。他们将谋求制定国际经济新秩序，这种秩序将不只是再分配消费国给生产国的租金，而要达到建立一种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大规模再分配。他们会为其余的发展中国家树立一个榜样。欧佩克成员国对于世界上一些最有权势的国家的外交政策，甚至自主权，有相当的发言权。
因此，难怪欧佩克的一位前秘书长有一天回顾当年时，把1974年到1978年说成是“欧佩克的黄金时代”。
然而，他缅怀往事肯定有一种怀旧感。当然，欧佩克国家的确在七十年代中期完全取得了对他们自己资源的控制，对于谁拥有他们的石油已经毋庸置疑。但是在那些岁月里，不仅同消费国，而且在欧佩克内部始终贯穿着对于这一宝贵资源的价格的激烈斗争。而且仅此问题就将对整整十年的经济政策和国际政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石油和世界经济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和输出国完全掌握决定油价的权力，引起油价翻了两番，这使得世界经济的每个角落发生重大变化。石油输出国总的石油收入从1972年的二百三十亿美元上升到1977年的一千四百亿美元。输出国积累了很大的财政盈余，也使世界上的银行家和经济政策决策人忧心仲忡，担心他们无法把钱花完；闲置在银行帐户中的花不掉的好几百亿美元可能招致世界经济的严重收缩和混乱。
其实，他们是用不着犯愁的。这些刹那间成了暴富和肯定做梦都没有想到如此有钱的石油输出国开始实行一项使人眼花缭乱的花钱计划：工业化、基础设施、津贴、公共设施、必需品、奢侈品、武器、浪费和行贿腐化。由于花钱似水，港口远远超出它们的吞吐能力而堵塞，船舶得等上好多个星期才轮到卸货，各种货物和劳务的卖主和推销员从工业国冲到石油输出国，抢订早已客满的宾馆客房，挤进政府各个部的等候室里。一切都是为了要向石油输出国推销，因为他们如今有钱购买一切。
武器交易成了大买卖。在西方工业国家看来，1973年石油供应的中断以及他们高度依赖中东的状况，使得石油供应的保障成了头号关心的战略问题。大力开展武器销售是加强这种保障并保持或扩大影响的一个途径。这个地区的国家也热衷于购买武器。1973年的事件已证明这个地区局势的动荡；不仅地区和国家的对立深化，野心巨大，而且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摆出了核戒备的架势。
但武器只是1973年以后的大买卖中的部分内容，买卖包括一切，从消费品直到整个电话系统。日本“达申”小型运输卡车在沙特阿拉伯的推广普及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据日产公司的一位经理说：“养护骆驼是很花钱的，而保养一辆‘达申’汽车要便宜得多。”
当然，七十年代中期在沙特阿拉伯购置一辆“达申”牌汽车要花一千三百美元，而一头骆驼的标价才七百六十美元。但是一加仑汽油只有十二美分，同骆驼饲料的现行价格相比，给“达申”汽车加油比喂养一头骆驼省钱多了。几乎一夜之间，日产公司成为沙特阿拉伯天字第一号汽车供应商，而“达申”小型运输卡车成了放羊的贝都因人最喜爱的宠物，而他们的先辈过去都是骑骆驼的伊本。沙特军队中的骨干。
总而言之，输出国的大量挥霍加上它们过热的经济所引起的飞涨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它们的财政盈余不久就会消失殆尽。结果是果然如此——尽管银行家们当初还担心他们花不完。1974年欧佩克在购买货物和劳务以及诸如投资收入等“无形”收入方面的收支盈余有六百七十亿美元。到1978年这一个盈余变成了二十亿美元的赤字。
对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来说，油价突然猛涨带来深刻的混乱。源源流入石油输出国国库的石油租金使它们的购买力大大收缩——成了所谓的“欧佩克税”。交这种“税”使工业国家陷入严重衰退。1973年和1975年之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少6 %，而失业率却翻了一番，达到9 %。
1974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下降。当日本人担心他们的经济奇迹也许已经结束时，头脑清醒过来的东京学生在游行示威中不再呼喊“该死的国民生产总值”而是发现努力工作和终生雇用的诺言是新的好处。同时，油价上涨给本来已深受通货膨胀影响的经济以更强烈的通货膨胀冲击。虽然工业世界的经济在1976年已开始恢复增长，通货膨胀已深深侵入西方的机体之中，以至于它开始被看成是当代难以消除的问题。
受油价上涨打击最严重的是那些不幸苍天未曾赐予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在七十年代，油价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最为严重，那些发展中国家不仅受到同样的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而且油价上涨也使他们的国际收支陷于瘫痪，牵制了他们发展的能力，甚至完全阻止了经济增长。
一些国家的出路是借贷，因此“欧佩克”国家相当多的剩余美元通过银行系统“回流”到这些发展中国家去。这样，它们就以举债的权宜办法对付石油冲击。；但是，还得想出一个新的类别——“第四世界——来概括更低一层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被打得人仰马翻站不起来，它们的贫困也更为加剧了。
发展中国家的非常困难的新问题是使石油输出国处于一种为难和尴尬的境地。它们毕竟也是发展中国家，而且它们如今宣称自己是“南方”的先锋，要设法结束工业国家的“北方”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它们说，它们的目标是要强行在全球把财富从北方重新分配到南方。起初，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它们自己的商品出口和总的前景，高声欢呼“欧佩克”的胜利，并宣布它们的团结一致，而这时正是对“国际新秩序”议论纷纷的时候。
但是“欧佩克”的新油价对其余发展中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挫折。一些石油输出国实行他们自己的借贷和供应石油的计划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石油输出国的主要反应是鼓吹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广泛的“南北对话”，并坚持把油价和其他发展的问题挂钩，直言不讳地主张促进全球财富的再分配。
1977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就是要体现“南北对话”。一些工业国家希望，由于它们的参加，他们取得石油就有了保障。法国人对基辛格在石油禁运期间发挥的领导作用仍然耿耿于怀，并长期嫉妒美国在中东石油上所处的地位，他们推动这种对话是作为取代美国政策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另外一些国家比较不事声张，把“对话”视为消除石油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对抗，并提供对付石油涨价办法的一个途径。虽然对话进行了两年，花了很大力气，但最后没有取得什么结果而收场。参加国甚至不能就一项公报取得一致意见，对其余发展中国家来说，最紧要的实际上不是巴黎动听的词藻，而是他们自己的工农业产品在工业化世界中的市场上呈现萧条的现实。
沙特人对伊朗国王
在七十年代中期，欧佩克本身成为国际上的头号奇观。全世界的眼睛集注着它的会议，以及它们的戏剧动作、盛况和骚动，人们的耳朵急于捕捉世界经济动向的任何风声，竭力要听到某部长堂而皇之穿过大饭店休息室时对高声提问的迅速回答。继欧佩克之后，石油语言——“差数”、“季节浮动”、“存货积累”——这时成为政府决策人、新闻记者、金融投机商的用语。虽然欧佩克在此期间通常被说成是一个“卡特尔”，其实不是。
埃克森石油公司前中东协调人霍华特。佩奇1975年说：“你可以把欧佩克叫作一个俱乐部或协会，但确切地说，不是一个卡特尔。”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观点，他伸手去拿一本《芬克和瓦格纳词典》，词典给卡特尔下的定义是：“生产国控制某个商品的价格和产量的一个联合体。”欧佩克当然试图确定价格，但不是确定产量——还没有。没有配额和指定的生产水平。
根据某种提法，市场实际上不是由一个“卡特尔”，而是由一个“多少有点不守规矩的寡头卖主垄断”所操纵。在此期间，大多数输出国实际上是按生产能力生产。唯一例外是沙特阿拉伯，它确定其产量是为了实现其价格目标。
为回答关于油价上涨的批评，石油输出国通常的回答是指出，如果人们剖析工业国的消费者按每桶油计算的石油制品所付的价格，西方政府以税收名义获得的收入比欧佩克国家以出售石油所获得的收入还要多。这是西欧的情况，那里历来征收高额石油税。例如1975年西欧消费者购买石油制品所付的钱，约45%归政府所有，约35%属于欧佩克。
其余20%用于船运、提炼、商人的利润等等。这个论点对美国来讲就不那么正确。因为那里的税收构成只占18%，而属于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的约占50%。在日本，政府拿28%，45%归欧佩克。不论如何折算，消费国政府对欧佩克说法的回答是，它们在本国国境内采取什么措施，如何向他们的公民征税，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且，它们的销售税的宏观经济后果跟“欧佩克税”的宏观经济后果惊人地不同。
但真正的问题是，今后会出现什么情况。消费国在1974年到1978年关心的核心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个：油价将继续上升还是保持或多或少的平稳，从而为通货膨胀所削弱？经济是增长还是崩溃、就业、通货膨胀以及数百亿美元在世界各地的流向等等都将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虽然欧佩克通常被说成有“激进派”和“温和派”之分。这个同样的问题也是中东两个最大的产油国，即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继续斗争的焦点。这不是新的抗衡，在六十年代，这两个国家一直为谁生产的石油最多而竞争，现在这两国仍然为价格和争夺优势地位进行着斗争。
在伊朗国王看来，1973年12月油价上涨是他的伟大胜利，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胜利，从此以后他看到了他的契机、机遇和前景——仿佛上天赐予了似乎无穷无尽的收入，以实现他建立他所谓的伊朗伟大文明的雄心，并且解决伊朗日益增大的国内经济问题。
伊朗皇后在七十年代说过，“我的丈夫生平最大的嗜好之一是：开飞机，开汽车，驾驶油艇——速度！”伊朗国王把他爱好速度的激情运用于他的整个国家，企图飞快地把伊朗推入二十一世纪。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会无视这种高速所引起的激动不安和迷失方向，以及许多不同意他迷恋现代许多新玩意儿的人的反感和不悦。国王声称伊朗将成为世界上第五大工业国；它将成为新的西德，第二个日本。他吹嘘说，一伊朗将是世界上不能等闲视之的国家之一，人们梦想到的一切都能在这里实现。
“大量石油金钱的流入使他脱离了现实。国王让他的野心和梦想弄得身心憔悴，他开始相信皇帝的种种气派排场。谁敢不同意国王的意见、进谏和传递任何坏消息呢？至于对待提高油价的批评，国王的态度是尽量挖苦和傲慢地打发回去。他说，西方的通货膨胀使得有理由进一步提高油价，他不信所谓高油价本身可能对通货膨胀火上加油的看法。他对美国大使说，“工业大国可以用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手段干坏事而逃之夭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要你知道，伊朗国王不会在油价问题上屈服外国的压力。”
而且伊朗的石油储量比较有限，至少同其邻国相比是比较有限的，这也为主张提高油价宜早不宜迟提供了根据。因为如果迟了，伊朗的石油储量可能枯竭。而且，最后还有伊朗国王的傲慢。过去的种种屈辱这时可能统统被埋葬，所有的讽刺挖苦都可置之不顾。1975年时他说，“有些人过去认为——也许有些人今天还以为——我是美国人手里的玩物，为什么我要同意充当玩物呢？我们有理由拥有力量，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因此，我们为什么要满足于做别人的工具呢？”
可是在他大力促进油价进一步上涨的时候，伊朗国王和他隔海相望的邻国发生了冲突。沙特人从来不赞成1973年12月油价上涨的幅度。他们认为上涨的幅度太大，对他们自己的情况构成的危险太大。他们害怕经济上的后果。而且他们吃惊地发现他们在失去对欧佩克对石油作出根本性决定的控制，这是对这个石油王国的存在及其未来极其重要的。
油价进一步上涨所激起的衰退以及通货膨胀周期的反复出现不符合沙特人的利益。沙特人由于他们的石油储量丰富，与伊朗不同，保持长期市场对石油的需要对他们有着决定性的利益。他们担心高油价和由此引起的预期，可能促使人们节能，甚至采用其他燃料，从而改变并压缩长期市场对石油的需求，因此使他们的石油储量减值。
从以上考虑又派生出其他的心事。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幅员广大但人口稀少的国家，譬如从人数上讲，并不比弹丸之地的香港多。石油收入的迅速增加可以造成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关系以及危险的期望，削弱使这个王国结合在一起的纽带。
沙特人也不愿意让更高的油价干预和破坏他们在阿以冲突方面的目标或者使之复杂化。而且他们担心高油价对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产生影响，因为这种不稳定到时候可能会对他们构成威胁。在七十年代中期，欧洲的经济困难似乎使政府为共产党大开方便之门，尤其在意大利是如此，而且共产党人在欧洲地中海沿岸掌权的前景使沙特政府深为不安，沙特政府对苏联阴谋包围中东已经非常害怕。
利雅得还有另一个心事，那就是伊朗。他们深信伊朗国王竭力提高油价目光过于短浅，过于为他的野心所驱驶。进一步提高油价只会使伊朗更有钱有势力，使它能购买更多的军火，从而改变战略的均势并鼓励伊朗国王在海湾称霸。沙特人间，美国人为什么对伊朗国王那么着迷？1975年8月美国驻利雅得大使向华盛顿汇报说，扎基。
亚马尼说过，“伊朗和美国永恒友谊的谈论使他和其他沙特人恶心。他们知道，伊朗国王是个权迷心窍的自大狂，他的心态非常不稳定，而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观察力就有问题。”亚马尼发出警告说，“如果伊朗国王离开舞台，我们也可能在德黑兰遇到一个暴力的反美政权。”
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的多种多样原因，沙特人在欧佩克的屡次会议上有目的地、强有力地推行他们反对进一步提价的方针。他们的坚定不移的态度有一个时期甚至迫使欧佩克接受两种不同的油价：沙特人和他们的盟友阿联酋一种较低的油价，其他十一个成员国一种较高的油价，当其他石油输出国寻求提高油价的理由时，持反对意见的沙特人会提高产量，设法削弱市场。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安地发现，他们可维持的生产能力并不像他们原先以为的那么多。
科威特和“我们的朋友”
如果说石油输出国除了它们彼此之间以外，已不再需要同其他任何人谈判油价问题的话，石油开采特许权问题还需要谈判，特许权使人想起石油公司支配的时代，是石油输出国还贫穷的日子的遗留物。石油国家这时说，特许权的存在是可耻的。
当然，伊朗的特许权已由于摩萨台在1951年实行的国有化而被取消了，而且伊拉克在1972年已完成了对伊拉克石油公司特许权的国有化。虽然在1973年油价冲击以后，一些特许权仍然保持着，在科威特、委内瑞拉和沙特阿拉伯最后几个大特许权的终结是标志着二十世纪特许权安排的最后寿终正寝，这种特许权安排是以1901年威廉。诺克斯·达尔西向波斯作出大胆而有风险的承诺而开始的。
科威特的特许权第一个拿出来出售，科威特石油公司是由英国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建立的，为的是终止他们的激烈竞争，这一竞争是由按捺不住的弗朗克·霍姆斯少校和安德鲁·梅隆大使的决心而激化尖锐的。四十年以后在1974年初，科威特取得了科威特石油公司的60%的股份，留给英国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40%的股权。
接着在1975年3月初，科威特宣布它将接管最后的40%的股权。而且不保持同英国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的特别联系。这些公司干脆只受到和其他买主一样的待遇。如果英国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不同意科威特的条件，将会怎么样呢？“我们将会说，非常感谢你，再会，”科威特石油大臣阿卜杜勒·马塔里布·卡扎米说。目标是，他又说，“获得对这个国家石油资源的完全控制。”他说到了实质：“石油是科威特的一切。”
海湾石油公司的詹姆斯·李和英国石油公司的约翰·萨克利夫被迅速招到科威特市。萨克利夫对这位石油大臣说，“应当考虑到老关系，”科威特人的回答斩钉截铁，“不付任何赔偿金。”萨克利夫和李在会见首相时，就这些年由于租金的斗争而引起利润分摊发生变化的情况作了一个简单回顾，即一从六十年代的50%对50%的分摊概念到目前的大约98%归政府，2%归公司的分摊办法。“他们希望这次能做出满意的安排。但是人家很坚决地对他们说，科威特打算接管100%，这是一个主权问题，这一问题不容辩论。
科威特同这两家公司斗争了几个月，这两家公司企图抓住某种优惠不放。有一次，英国石油公司的高级谈判人沃尔特斯半开玩笑地对科威特人建议说，要是他们把他们部分新财富投资于英国石油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取得科威特石油公司的实际资产，他们将能取得更多的好处。科威特人不感兴趣，至少在当时是不感兴趣。
最后，在1975年12月，照科威特的条件双方达成一个谅解。海湾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提出要求二十亿美元的赔偿金。科威特人对此发笑。这两家公司只拿到了这个数目的一个零头：五千万美元。
交易一旦做成，这两家国际性的石油公司仍然认为他们会保留优惠。海湾石油贸易公司总经理赫伯特·古德曼奉命带领一小班子人前往科威特市对新的关系作最后的接触时，就是这样以为的。但古德曼很快发现，实际上的变化是太大了，不是说人们可以指责他过于天真，古德曼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石油供应者和商人之一；事实是他的毕生经历体现了六十年代这十年中国际石油公司的非凡发展和扩充。
古德曼以前是一位美国国务院驻外人员管理局官员，于1959年参加海湾石油公司工作，他在任何著名的石油大厅中都有他的位置，在东京的四年期间，他有过同日本和朝鲜主顾签订一系列长期合同、销售十亿多桶石油的殊荣。对一个石油业人士和在国外的美国人来说，六十年代是一个光荣的年代。“当时做一个美国商人是一个令人信任和尊敬的标志，可以到处通行无阻，”古德曼回忆说。“你把它看作是当然的权利。人们对你献上殷勤，对你的信用、神通和力量有一种尊重。
为什么？是随国旗——美国享有巨大的可靠性和尊重——而来的贸易。美国的护照是一个真正的通行证，一个安全的保证。后来，那种标志开始失去光泽，我随便到哪里都能感觉到。这是美国力量的衰退——罗马人从哈德良长城撤退。我要告诉你，我无论到哪里都能感觉到。”接着发生了石油禁运，油价上涨，尼克松出洋相和辞职，以及美国人突然撤出越南。现在，古德曼1975年在科威特市亲身感到，科威特人也坚持认为，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古德曼像他一行中的其他经理人员一样，还期望海湾石油公司会从科威特获得某种特殊价格或者优惠，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将近半个世纪之久，许多科威特青年到匹兹堡来接受培训，跟海湾石油公司的人员家属住在一起，并会获得一切殷勤的招待以及个人关系和联系。但是现在不行了，出乎意外，人家对古德曼说，海湾石油公司将像任何其他顾客一样一视同仁。
科威特人还说，海湾石油公司将只得到足够的石油供它自己的炼油厂使用，不能供它在日本和朝鲜的第三方顾客使用。但是，古德曼回答说，那些市场是海湾公司花了很大力气开发出来的。他知道，他是花了很大力气的。科威特人说不行。那些是他们自己的市场，是以他们自己的石油为基础，他们将在那些市场上销售他们自己的石油。
海湾石油公司的人员不能不注意到，跟过去相比，他们现在所受到的待遇是多么的不同。“我们日复一日从旅馆到部里，然后等着，”古德曼说。“有时候由一个低级人员出来接待，有时候没有。”有一次在讨论中，古德曼试图使一位科威特官员回想起海湾石油公司为科威特所做的一切的历史，至少是他，也是海湾公司所了解的历史。科威特人变得十分恼火，“不论你们做了什么，我们都付了钱的，你们从来没有帮我们什么忙。”然后，他走出了会场。
最后，海湾石油公司对于进入它自己系统的石油得到了一个很小的折扣，但是对于它可能卖给其他任何公司的石油则根本没有任何折扣。“对科威特人说来，这是推翻了殖民权力，”古德曼后来表示。“有这样一种误解，美国人在这方面自负，以为我们给这些人做了很多事情，我们会得到他们的爱戴。这是美国人的天真，我们认为我们的关系良好。他们却从不同的观点看问题，他们总是觉得人家是以恩人自居，他们记住这点。在所有这些关系中，有这样一种爱和恨的东西。”
“然而，”他又说，“这是一时的。这只不过是他们将变得非常富裕。”委内瑞拉：小猫死了在委内瑞拉的巨大特许权也被一扫而光。在七十年代初，人们已经对将发生什么情况没有任何怀疑。这个国家毕竞是石油民族主义者、欧佩克创始人之一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的国家。
1971年，委内瑞拉通过了一项“归还法”，这项法律说石油公司在这个国家的所有特许权和其他资产都将在特许权期限终止以后归还给委内瑞拉，赔偿金有限。第一批特许权将在1983年开始到期。“归还法”，加上委内瑞拉“不再给予新的特许开采权”的政策，其经济影响是不可避免的：石油公司放慢了它们的投资，这就是说，委内瑞拉的生产能力是在下降。
生产的下降反过来不可避免地会煽起对石油公司的民族主义的反感。“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埃克森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克里奥尔石油公司总经理罗伯特·多尔夫回忆说。“这项政策是没有新的地区可以开发了。因此我们不准备饲养这只小猫咪了，于是他们就抱怨说小猫咪快死了。”
1972年，政府通过了若干法律和法令，对于石油工业从勘探到销售的各个方面实行有效的行政控制。它也把实际税率提高到96%。因此它虽然还没有国有化，却已经实现了国有化的许多目标。但是国有化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1973年油价上涨和欧佩克显然取得的胜利，很快加强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和自信，加快了最后一幕的演出。在新时代，1983年是等不及了。外国人所有制就是不再能接受了，而国有化需要尽可能快地实现。关于这一点，所有政治派别的意见看来差不多是一致的。
随之而来的是两套谈判——而不是一套，第一套是同国际石油公司，先是跟埃克森公司和壳牌公司，接着是跟海湾公司和另外一些公司。另外一套谈判在委内瑞拉人自己中间进行。第一套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当1974年结束时，这个国家仍然处于就石油国有化问题进行激烈辩论的过程之中，”一位参加者说。“这个战场清楚地划分为主张同外国石油公司激烈对抗以及非激烈的谈判解决问题的两方。”阿方索从他的住宅花园中介人，站在对抗者的一方；他宣布不仅石油工业而且外国在委内瑞拉的所有投资都应立即收归国有。
然而，人们在解决的过程中没有表现出像原先预料的那样的深仇大恨，这部分是由于石油公司的现实主义。有些人可以把它称为“宿命论”。委内瑞拉早年一直是它们的大部分利润的来源。有一个时候占埃克森公司全球石油收入的一半。如果你想爬上壳牌公司，即使不是埃克森公司的最高位置，那个地方也是必经之途。
但是在新时代，它们没有办法反抗。对它们来说，最要紧的事情是保持获得石油的通道。“我们赢不了，”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多尔夫说。“价格坚挺；市场状况是在助长所有国家的气势，它OJ以为发生的事情将会永远继续下去，实际的国有化使我们很少有回旋的余地。”
委内瑞拉在国有化以后将需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保持外部世界的技能和技术的源源流入，以使石油工业尽可能地有效率和现代化。石油公司同委内瑞拉谈判服务合同，按照这个合同，前特许权所有人继续转让技术和人材，作为交换，它们将得到十四或十五美分一桶的报酬。
第二个条件是取得进入市场的通道；国有化后的石油工业将生产大量石油。它需要出售石油，但在国外没有自己的销售系统。与此同时，前特许权所有人仍然需要石油供给它们的生产过程的后续系统。因此，他们同委内瑞拉订立了长期的合同，使石油进入市场。国有化以后第一年，埃克森石油公司同委内瑞拉签订了据认为是当时曾经缔结过的最大的单个石油供应合同，每天供应九十万桶石油。
委内瑞拉政客和石油业人士之间进行的第二套谈判要困难和动感情得多。在石油工业内已经有两代委内瑞拉人成长起来；此时，在直到最高层的所有职务中有95%的职务是由委内瑞拉人担任，其中许多人是在国外接受部分培训，并在跨国公司中取得国际经验，他们一般认为他们得到了公平的待遇。
这时的问题归结起来是，政府收入所依赖的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将主要是一个政治实体，其议程由政客以及国内政治的相互影响所决定，还是一个归政府所有、作为企业经营的实体，由有着较长期的目光和由石油业人士决定议程？在这个问题背后，当然是国有化以后的委内瑞拉权力之争，也是一场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前途而进行的搏斗。
某种无法逃避的考虑决定了结果的发展方向。石油工业及其健康发展对于委内瑞拉的整个经济福利最关紧要。在加拉加斯，人们普遍担心可能会创立“另一个墨西哥石油公司”，那就是说一个像墨西哥石油公司一样非凡强大的国有公司，是一个针插不进的国中之国。
或者，人们担心，结果也可能是一个削弱的政治化的腐败的石油工业，对委内瑞拉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这个结果还受到另一事实的影响，那就是不仅在委内瑞拉的各个子公司中，而且在最高层都有一大批有造诣、技术上先进的石油业人士。如果石油工业政治化了，他们可能干脆卷起铺盖走路。
在那种情况下，不久前作为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取得压倒优势胜利的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选择了一项“温和”与务实的解决办法，一项石油工业本身能够参与的解决办法。即建立一个国家控股公司——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DVSA)，发挥财政，规划和协调的中心作用，也充当政客和石油业人士之间的缓冲。
在国有化之前的机构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批业务公司，后来合并为四个，然后为三个公司。每一个都是完全一体化的综合性的石油公司，一直经营到它自己的加油站。这种类似的竞争，人们希望，会确保效率并且防止另一个臃肿的官僚的国家公司的发展。这种结构也会有助于保持公司各个方面的文化修养、传统和效率以及改善经营的集体精神。1976年的第一天，国有化生效了。佩雷斯总统称之谓”一个信仰的行动“。这个国家的国有化新石油公司很快注定要凭自身的能力成为世界新石油工业中的一支重大力量。
沙特阿拉伯：交出的特许权
剩下的就是所有特许权中最大的特许权——在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的特许权。经过三十年代惨淡经营的岁月，一贫如洗的伊本。沙特国王更希望的是发现水而不是石油的年代，阿美石油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企业。
1974年6月，沙特阿拉伯根据亚马尼的参与原则办事，取走了阿美石油公司的60%的股份。但是到了这一年的年终，沙特人对合伙组成阿美石油公司的几家美国石油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来说，60%硬是不够的，它要100%。在石油国有化的新时代，少于此数的任何方案是一种屈辱。石油公司采取坚决不让步的态度。
他们的头号信条毕竞是“决不放弃特许开采权”。那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即使这条规则经受不住七十年代中期的政治压力，石油公司至少也要想方设法尽力作最好交易。沙特人方面也同样态度坚决，非要得到他们想要的条件并在必要时施加经济压力。到时候，还是石油公司被说服，它们在原则上同意沙特阿拉伯的要求。
可是，由于双方在重大的业务和财政问题上反复争论，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把原则付诸实践。这一谈判要决定占自由世界石油蕴藏量足足1/3的归属，其艰巨和困难自不待言，谈判也是到处流浪的。1975年整整一个月，阿美石油公司的合伙公司的代表和亚马尼在贝鲁特上面的一个小山城贝蒂梅里安营扎寨。
每天早晨石油企业家就会从他们的旅馆走过一条小街来到亚马尼权作住宅的一个古老寺院。他们在那里辩论如何估价一种非同寻常的资源以及如何保持取得这种资源的途径。接着他们听到风声说，一个恐怖主义集团可能策划对他们进行袭击和绑架，突然间这条小街看起来显得不是古雅而是危险的了。他们立即撤离，于是谈判者就无精打采地跟着亚马尼作他的全球旅行。
最后，在1976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他们在利雅得亚马尼下榻的雅马马饭店套房中达成了协议。四十三年前在利雅得，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勉强同意为取得在荒无人烟的沙漠进行盲目开掘油井的权利，预付十七万五干美元以后，伊本。沙特下令，让人在原特许权的文件上签字。到1976年，这个沙漠已探明的蕴藏量估计为一千四百九十亿桶——占自由世界总的蕴藏量的1/4以上。而现在特许权就一举废除。“这真正是这个世纪的末日，”那天晚上在雅马马饭店现场的一个美国人说。
但是这个协议决不是规定脱离联系。双方彼此都还有许多需要，还是原先把阿美石油公司的伙伴们拴在一起的那个老问题：沙特阿拉怕拥有的石油足以供几代人的需要，而这四家石油公司拥有必需的巨大销售系统来把大量石油运销出去。因此根据新的安排，沙特阿拉伯将接管阿美石油公司在这个国家的全部资产的所有权和权利。阿美石油公司可以继续担任经营者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服务。
对此，它将获得二十一美分一桶的代价。反过来它将销售沙特阿拉伯80%的产量。1980年沙特阿拉伯根据帐面的净值，对阿美石油公司在这个王国的所有财产支付赔偿金。这样一来，这个大特许开采权的全盛时期终于成为历史。石油生产国达到了它们的宏伟目标；它们控制了自己的石油。这些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就成为石油的同义词。
关于沙特阿拉伯和阿美石油公司的四家合伙公司之间的协议，有一件怪事。沙特人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它一直到1990年，达成协议十四年以后才签字。“这是很实际的，”公司的一个谈判人说。“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完全的控制——但他们不想要拆散阿美石油公司。”结果十四年中生产和销售了大约三百三十亿桶石油，做了七千多亿美元的生意，而这一切用阿美石油公司的一位董事的话说是在“过渡”的情况下进行的。
虽然起初石油公司通过供应合同，仍然同他们以前在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和科威特的特许开采权有联系，这种关系由于这些国家和政府的多元化政策，也由于市场上存在的机遇和可供选择的其他关系，随着时间的转移而削弱了。此外，在“大特许权”终止的同时，各石油输出国和国际石油公司之间出现了新的关系。
国际性的石油公司不再是对地下的石油拥有所有权的那种“特许权所有人”，而是成了只是“承包人”，持有生产分成合同，使它们对它们发现的石油中的一部分享有权利。这种新型关系是由印度尼西亚和加利福尼亚一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在六十年代后期创造的服务“凑巧是人们所熟知的勘探、生产和销售石油的服务。
但是这种名词术语上的变化却反映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变化：这个国家的主权由双方以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所能接受的方式予以承认。殖民历史的余辉被消除了；石油公司毕竞只是作为被雇佣者留在那里。到七十年代中期，这种生产分成合同在世界许多地方变得很普遍。
与此同时，不经过石油公司扮演中间人的传统角色，由输出国自己直接销售到市场上去的石油数量，引人注目地日益增加——从1973年占欧佩克总生产量的8%增加了四倍，达到1979年的42%。换句话说，石油生产国的国营公司的经营范围进入了石油生产的后续过程，进入他们国境以外的国际石油业。这样，在许多方面，全世界的石油工业在五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欧佩克的统治下具有崭新的面目。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变化还在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