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工业经济运行的血液，石油显然是一种战略商品。自1895年大规模商业开发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在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占有极其重要和独特的地位；而作为一种基础能源产品，石油目前约占全球能源消费的40%，它的价格变化牵动着经济领域的每一个方面，石油价格上涨一直被视为能够显著影响全球通胀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负面因素。
自2002年以来，世界石油价格始终处于较快的上升通道之中，2005年8月29日纽约市场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在亚洲交易时段盘中摸高至每桶70.80美元，创出纽约商品交易所成立22年以来的一个历史新高，并在此后至今约半年的时问里，始终维持在高位震荡，其上涨幅度之高与过程之快，可以说，历史上只有1973年、1979年的两次全球性石油危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除了全球需求量高涨外，主要石油输出国家的石油产量也逐年减退，从OPEC的统计来看，以1979年为例，当时每天石油生产总量可达3400万桶，如今每日只能生产约3000万桶，而且已基本接近了可持续生产能力的上限。
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作为全球石油的生产重地，海湾地区的政治局势总是一波三折：巴以冲突欲停也难，而伊拉克重建尚且遥遥无期，伊朗重启核计划则又使人们绷紧了心弦。可以说，石油市场的危机，说到底是由供需双方所共同决定的，而生产能力、国内政局、地缘冲突、投机活动、甚至自然灾害等等不确定的扰动因素，都可能极大地抬高世界石油市场的价格。
既然全球石油价格的走势和对世界经济的持续影响已成为各国政府和经济部门高度关注的问题，那么，亚洲作为正在崛起的工业化群体和能源消费大区，如何应对快速波动的世界石油价格?如何理解石油市场供需对亚洲经济结构的影响?本文试图从透过历史分析的视角，通过分析三次石油危机对亚洲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从解读我们过去的选择中去寻找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三次石油危机及其主要特点
自从汽车产业在各个工业化国家的支柱地位已然确立、世界经济步入第四个长周期的下降通道以后，作为经济增长核心助燃动力的石油能源就被赋予了某种近似神秘的权力杖责。之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普遍认可的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快速上升过程，分别发生在1973～1974年、1979～1980年以及1990～1991年，这也就是著名的三次石油危机，总之，随着油价多次出现大幅波动，不稳定性已经成为国际石油市场的显著特点。
综观历史上的这三次石油危机，其表现特点和经济影响各有不同。
就第一次石油危机来看，显然它的综合影响效能指数是一个绝对的最高值，对当时世界石油市场的主要供需双方产生了长期的结构和制度性影响。首先，就需求方而言，石油价格的大规模上升直接导致了由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所造成的双重效应，前者的直接表现是美国、西欧以及日本等依靠进口“廉价石油”维持经济运转和高速增长的国家，出现明显的经济衰退和滞涨，增长率普遍下降，爆发了二战后第一次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持续3年的能源危机致使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GDP下降了4.7%；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GDP则下降了7%，欧洲GDP下降了2.5%。
更具长期影响的应该就是由高油价而导致的产品替代效应以及由抗衡OPEC强大控价、议价能力而导致的对OPEC以外石油供应市场依赖程度加强的地区替代效应。降低经济发展中的单位能耗、有效利用石油能源以及寻找更加便捷与可靠的替代能源，一直是之后发达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中关注的焦点；而且非OPEC国家石油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提高，已使OPEC的市场份额从70年代初的踟%逐步降低到目前的40%左右。
更重要的是，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组成了国际能源机构，应对可能出现的石油危机，这个机构除了协调和促进能源能源需求方之间的合作、要求成员国必须至少保持相当于前一年90天进口原油的储备量之外，更是对垒OPEC、提高与之进行组织谈判能力的重要机构。
另外，从石油能源的供给方、也就是产油国来看，石油危机使他们收益大增、形成巨大的财富效应，中东曾经干涸的土地从此不再贫瘠。OPEC对西方消费国采取的包括禁运、提价和国有化在内的首次联合行动，彻底结束了国际石油市场自石油工业产生以来一直由国际大石油公司垄断的局面，使得真正的石油勘探开发权、定价权和销售权掌握在产油国手中。
70年代末的“第二次石油价格危机”虽然对当时世界造成的震动效应不如前次危机来得强烈，但在危机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同样值得人们深思。由于短期中东地缘政治危机而推动的预期收紧和价格上涨，一方面导致了新一轮的“滞涨”，使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陷入了新的经济危机；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危机过后，OPEC作为一个石油卡特尔组织的自身不稳定性也跃然纸上，由于在对石油的定价和分配产量限额的问题上，内部无法达成一致，所以事实上危机之后的几乎整个80年代期间，世界石油市场价格始终都在一个相对的低位徘徊。
90年代初期世界第三次石油爆发的一个重要直接原因，就在于不稳定的卡特尔背后所可能隐含的欺诈行为，而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又引来美国的武力介入，石油价格因之再次暴涨。但这次石油危机不仅影响强度和时间长度远低于70年代的两次危机，更加突出的特点在于，代表需求方的国际能源机构表现出了更为成熟和成功的控制局面能力。
当时国际能源机构及时启动了紧急计划，每天将250万桶的储备原油投放市场，油价一天之内暴跌10多美元，而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OPEC也迅速增加产量，很快稳定了世界石油价格。因此可以说，这是一场由供需双方合作稳定世界原油价格的经典战役。
二、产业传递：三次石油危机的亚洲内部传导机制
毋庸置疑，战后亚洲、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发展是极为引人注目的。从60年代开始，地处西太平洋的东亚地区保持了持续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1965—1990年，亚太地区人均GNP年增长5.5%，而世界其他地区最快的只为2.5%；这一时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4倍多，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则增加了1倍多，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换句话说，如果高速增长的分布是随机的，那么，如此集中的区域性高速增长是极为罕见的，大约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从表面上看来，东亚经济的发展进程并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因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而中断，因为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71～1990年东亚地区的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7.1%。但是，透过表象，认真考察东亚国家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及其与石油危机之间的关系，依然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并且，就亚洲内部来看，石油危机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明显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在90年代之前，日本作为亚洲内部石油需求方的主要代表，它直接而且正面地承接了来自石油危机的冲击，并把这些影响在东亚地区加以扩散和消化，因此，换句话也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日本是亚洲内部传导石油危机的媒介者；
90年代中期之后，东亚经济对海湾石油的影响力则日渐上升，这不仅因为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还因为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石油市场已成为买方市场，在供过于求的框架内，需求方对供给方的影响难得的在世界石油的发展史上表现为超过了供给方对需求方的影响；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2002年以后，由于东亚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以及对石油进口需求的大幅上扬，世界石油市场又转而进入卖方市场，油价节节走高，高价石油对亚洲经济的全面影响进一步表现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和传导机制。
所以从总体上看，至少在上个世纪的石油危机、或者油价波动过程中，石油能源对东亚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日本在其中份演着重要的媒介角色，也即油价效应直接作用于日本经济，而日本经济的调整和应对措施又直接影响着东亚经济的发展，就在这种效应的传递过程中，以投资和贸易为前提的产业传递更是成为最为重要的渠道和机制。石油消费99.7%依赖进口的日本在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中遭受重创，并不得不中止了二战后的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势头；虽然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打击要弱于前次，但是对于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冲击和警醒作用依旧是非常明显的。
面对危机，日本通过采取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序列外移的方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74年后，日本政府一方面推动产业配置重点由“厚、重、长、大”型向“轻、薄、短、小”型的过渡，大力扶植汽车、电子、精密机械、航空、原子能等新兴低能耗、高技术工业部门的发展；另一方面，鼓励产业资本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形成了在亚洲区域内的一个投资高潮。此阶段中，由石油价格因素所驱动的产业转移通过两种主要途径得以反映，其一是改善能耗型的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产业序列外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东亚地区逐步形成了多层次的动态梯度分工体系，推动着不同层次国家和地区的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梯上，而且重要的产业结构亦呈阶梯型发展态势，形成发达、成熟的工业经济(日本)—第一代新兴工业化经济(亚洲四小)一第二代新兴工业化经济(东盟四国)一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越南)这一经济体系，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东亚地区的这种整体型经济发展形态正是以“雁行”列阵而著称的。
其二是确保供给型的对外投资。为了降低石油风险、确保能源供给，从70年代末期开始，日本逐渐把能源密集型产业如重工业等转移到政治上相对稳定、又有资源保障的东南亚地区，尤其将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等领域，致力于实现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为条件，不断得到矿产资源。
这一时期亚洲其他国家所受到的石油危机正面冲击效应要弱许多。比如，紧跟其后以重工业经济为主要发展桅杆的韩国虽然同样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遭受了创伤，但因为它的重化工业计划当时只有刚刚起步，所以相对于发达工业化国家而言，损失显然要小得多。并且，石油危机的警醒也让它更加注重工业投资的产能效率，而随之出现的中东石油景气尤其使韩国成为了当地建筑等行业竞争中的大赢家。
三、石油危机的亚洲经济效应
从历史上三次石油危机的表现看，它们在亚洲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一系列重要而令人深思的特征。
1.供需循环的非对称性
首先，就亚洲内部来看，石油危机的经济效应首先表现为供需循环的非对称性。虽然世界石油市场的主要供应方以及世界石油市场最重要的新兴需求方都在这个区域内部，但是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冲击效应却是截然不同的；并且更让我们关注的是，由于美国传统的强势介入，亚洲石油市场的供需双方往往并不是直接对接的，从而形成了一个对于体系内的供需循环系统具有强劲影响力的第三者、或者说就是在循环系统内造就了一个明显的楔型效应。
其中，西亚主要得益于石油危机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如果把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统计数字浏览一下，便可知道，世界2/3以上的石油分布在亚洲的西部——海湾地区，因此可以说，海湾地区现在是世界上石油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据统计，目前整个OPEC国家的石油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为1119亿吨，占世界的78.2%，储采比高达82年，其中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伊朗、委内瑞拉高居世界石油资源国的前6位，这6个国家的石油剩余探明可采储量占世界的70.2%。
显然，中东国家石油储量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的，尤其是，随着中东以外地区石油资源的走向枯竭，地处西亚的中东更将在石油时代后期领航、甚至独霸世界石油供给市场。
然而，就中东产油国本身来看，丰富的石油资源并没有带给他们健全的经济结构和稳定的政治环境，相反，由于除石油以外的其他自然资源贫乏，从而形成了比较脆弱的外向型石油经济结构。石油业的迅猛发展同农业、工业及服务业的相对滞后形成了强烈对照，过重依赖石油资源的畸形经济结构更是越来越成为国家发展的桎梏。
OPEC国家197l一2000年国际收支演变表明，70年代以来，他们的国际收支顺差高峰总是伴随着油价的急剧上涨，而国际收支的恶化也总是与石油价格大跌相伴同行。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分析欧洲美元市场形成的原因就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将石油提价后的石油美元回流，比如，1973—1976年期间OPEC在欧洲货币市场上的存款就猛增100—540亿美元，并主要用于对石油进口国的贷款。石油价格上升可以给西亚石油产出国带来的财富效应跃然纸上。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东亚和南亚则主要面临的是由石油危机所带来的需求冲击。这与亚洲西部净享高价石油收益的景象完全不同，亚洲东部或南部却不得不为经济发展中的石油需求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受制于石油瓶颈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约束。作为一种必需性的能源，石油的短期需求弹性非常小，甚至为零，在石油市场上，需求对价格的调节功能很迟钝，石油的需求曲线陡峭，因此供给量或需求量的少许变化都会造成价格的波动。这种商品特性造成了价格的经常波动以及潜在冲击的可能。
所以，高油价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可以有多种渠道。
首先，由于石油进口国和出口国贸易条件的变化，高油价在亚洲内部的收入冲击效应是非对称的，而石油净进口国面对的显然是国民收入的净损失。
其次，由于生产成本的提高，高油价还将导致工业产出的下降，这样的供给冲击效应还同时会对经济运行基本面产生通胀压力。
第三，石油价格上升的影响还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得以扩大，也就是说它通过进口石油类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导致与石油相关、互补以及上下游产业成本的上升，从而拉动整个社会消费和投资支出预期。
高物价水平，再加上实际收入的降低，显然会共同压制国内的需求状况，导致需求曲线下移，并引领失业率的上升；而另一方面，由于实际收入的下降，在职的就业人员会要求增加工资，这又会进一步推升生产成本，并再次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在前两次的石油危机中已经得到验证，在缺乏合理宏观政策的调适时，正是这样一种通胀和工资的螺旋上升会导致经济基本面的全面恶化。
2.不同发展阶段与石油危机影响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于石油危机的承受能力和方式是不同的。油价的大幅上涨虽然对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影响较大，因为石油在其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大，单位油耗高，其经济增长与石油的依存度较高。但是，发达国家在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洗礼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后，发达国家抗油价上涨的能力也大大提高。目前高能耗传统工业在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的比例下降，单位GDP油耗大幅减少，防范石油危机的能力大幅提高。
应该说在历史上的三次石油危机中，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受冲击的程度大于不发达国家。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发达国家非工业化进程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工业就业机会被转移到了正在进行工业化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相应的，工业耗油的机会也在同步转移。
根据OPEC的权威估计，从2002年到2010年，全球对于原油的需求将从1200万桶/日上升到8900万桶/日，平均年增长150万桶/日，而2002～2025年期间大约有3/4的增长需求将来自发展中国家。亚洲的增长率要远远超过世界的其他地方，目前这一区域生产出的原油占世界总量的11%，但它消耗的原油却占到世界总量的21%，更甚者，在这其中有44%的比重是来自于进口，而在此前的70和80年代，这个比重只有7%，即使在90年代，这个比重也只有32%。
事实上，亚洲对石油的依赖度还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目前，亚洲所消耗的石油占到GDP的4.5%，而在其他的工业化国家，这个比重只有1.6%。其中，作为身处亚太地区的中国，原油需求更是将从2002年的500万桶/日上升到2010年的760万桶/日以及2025年的1350万桶/日，从下表也不难发现整个亚洲的原油需求增长能力大大超过了以OECD为代表的成熟工业化经济体。
过去30年里，在发达国家大力推广节能产品，积累寻找核能、天然气等替代能源，加速经济结构调整，由重工业向以航天、生物、电脑、网络等服务业为主导的新经济转变时，亚洲一些国家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一方面不断吸纳来自发达国家的耗能、重化产业转移，另外也在为高能源消耗提供补贴，摊薄私人用能成本，石油消费有增无减，导致两者承接油价高企的能力出现差异。事实上，以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美国为例，过去一年多时间油价持续走高对其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就并不如预计来得大。
2005年全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4.4%，为近几年来最快，2006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也达到3.8%，增速与去年第四季度相同。正像事实已经表明的，在经历了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此后的油价长期高位波动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经济对高油价的适应性极大增强。
反观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高速发展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我们却不难发现，他们客观上受制于高油价的负面效应要明显得多，比如，发达国家现在和未来石油需求的增长量主要来自于交通，发电和工业呈下降趋势，但发展中国家所有部门的用油量都将增加。亚洲开发银行计算结果显示，如果每桶油价上涨10美元，亚洲经济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6个百分点；而著名的摩根士丹利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更是悲观地认为，如果油价不回落，亚洲经济有可能陷入短期衰退。
可见，石油价格的上涨正在通过多种渠道对处于工业化过程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均衡形成冲击，直接导致生产成本和消费品价格的提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的扩大以及经济增长基本面的恶化。
四、结语：不可持续的过去
从过去的三次石油危机中我们看到，亚洲以自己的方式面对着来自能源的价格挑战。虽然其中有许多是成功的，但随着亚洲内部经济发展结构以及国际石油市场本身的变化，也对亚洲的应对方式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甚至让我们看到了蕴藏于过去选择中的一些内在不可持续性。
1.产业传递与整体发展
从历史来看，日本、亚洲四小、东盟四国、以至于中国等亚太经济圈内的国家正是由于利用战后世界经济几次较大的结构性调整的契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不断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推进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的。
日本在历次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不断把失去比较优势以及强烈受制于能源约束的产业向“四小”、东盟和中国大陆转移，这种转移直接反映在日本对东亚制造业投资结构的不断变化上，并且给东亚区域的工业化带来很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直接促进了东亚区域的工业化进程，加快各国产业结构转换，并且这种转换是在区域整体内互动演进中实现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模式，雁形经济发展理论一直在东亚受到推崇，这也从一方面印证了东亚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多元化和阶梯状的特征。前者表明东亚区域内各国(地区)产业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后者又强调东亚区域内各国(地区)产业结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异，呈现复杂的多层次状态。
然而“雁行模式”是需要一系列客观存在条件的，如地域的邻近，便于实现产业转移和传递、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并以线型垂直分工为主导、各国(地区)外向的发展战略以及世界市场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市场的开放等等。但90年代中期以后，东亚区域传统产业结构模式的条件却发生了不少变化，如原有的以垂直分工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被复合网络型的新型国际分工所取代；原有的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产业循环机制被区域内部自律发展循环机制所替代；并且传统由日本为单一“领头雁”的格局被区域内不断出现的新的“推进器”和“增长极”所替代。
而另一方面，亚洲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高能耗特征，使得国际石油需求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改变。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在东亚经啻潜局已经整体起飞的条件下，历史上由产业传递来消解石油价格危机的做法是否还能奏效。
2、市场定价与组织博弈
石油产品和市场的特殊性，也昭示亚洲各个经济体传统依赖市场进行单独询价的做法并非是有效的。
首先，我们从石油市场的供给方面看，世界上原油资源分配非常不均匀。中东地区蕴藏着世界2/3以上的石油，目前其产量占世界产量的1/3。OPEC的成员国也全部属于发展中国家，他们控制了世界石油资源3/4以上，产油国的共同利益是OPEC产生和运作的基石与保障。而OPEC在石油市场上的威力。也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成功提价、90年代末重新出击以及当前对卖方市场强劲的操控能力上得到了充分印证。
其次，就石油市场的需求方而言，至少在发达工业国家内部它也是有组织的。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产油国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沉重打击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1974年，美国总统在华盛顿召开国际能源会议，制定了“国际能源计划”。11月，签署计划的16个经合组织成员国成立了国际能源机构，其目的就在于促进发达石油消费国之间合作，包括建立紧急石油共享体系、石油信息系统，促进长期措施的应用、以减少世界市场对石油的净需求，联合开展能源研究和开发活动等。
虽然IEA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的表现备受批评，但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及其后应对世界性石油价格巨幅波动的过程中，IEA的国际合作机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为成员国提供信息，减少不确定性，协调各成员国的行为以及限制国家层面自私性倾向的作用，增加了成员国抵御能源风险的能力，同时客观上也降低了世界石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
目前的石油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石油价格说到底是供求双方博弈的结果。需求方力量强价格就低，在1973年之前世界石油发展史的第一阶段就是这样；供给方力量强价格就高，这是其后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从1986年至今石油的平均价格能大大高于成本，说明供给方的力量要强于需求方。
虽然世界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石油的总生产能力要大于需求量，但是由于供给方之间存在着默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产量，所以能够使石油开采存在着高额利润。尤其在近几年，OPEC一直强调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OPEC维护石油市场稳定的关键是与石油消费国的合作。所以，对正在兴起的亚洲能源需求大国而言，建立能源合作机制，参与组织博弈来代替完全的市场定价接受者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