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1960年4月11日上午，我们北京石油学院“五六级”学生整班赴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于4月12日傍晚到达萨尔图火车站。到达后遇到的各种困难，远超过了在北京时的预想。
从全国各地来的石油队伍把萨尔图这个荒凉小地方的火车站挤开了锅，后勤配套一时跟不上，很多人吃饭都成问题。我们在火车站下车后，接待的同志把我们带到了“萨尔图旅店”，说让同学们在这里休息一夜，第二天分配工作。同学们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简陋的通铺旅店，三五间大房子，房子里面是大炕，在房内东头有个小套间，让部分女同学住，另一部分女同学就只能和男同学睡在外面的大炕上。
第二天，同学们分配了工作，我被分配到了较近的萨尔图第三探区，还有部分同学分到葡萄花探区。接到指令后，同学们就各自奔赴会战岗位去了。
在大草原上看着驻地离井队作业的井架并不远，但从早上六七点钟吃完早饭就开始上路，走到一个井队一般要步行2个小时左右才能到达。大会战中车辆很少，生产上用车都很紧张，但会战中有个好风气或说是不成文的规定，开车司机要与人方便，走在路上如碰到车，一招手司机就会停下来，可以搭便车。便车有时是汽车、货车，有时甚至是吊车，车会把你带到目的地或带一段路，司机都非常友好，大家“一切为了会战”。中午走到哪个井队就在哪里吃饭，钻井工人中从新疆、玉门来的西北人较多，都非常热情豪爽。
就这样，一天只能跑三个井队，晚上天黑才回到驻地。有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全战区召开誓师大会，石油部及战区领导亲自参加并讲话。我参加了誓师大会，见到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特别是表彰王、马、段、薛、朱五面红旗，他们身披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余秋里、康世恩等我们常坐在一起开会，我见到他，感觉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印象里王铁人总是满身土。想想也难怪，铁人每天骑着摩托车在野地里跑，怎么能干净呢。四川来的1215队是段兴枝的队伍，真是辛苦，我都非常心疼这支队伍。我们参加会战已经是玩命干了，但和这支队伍无法比。段队长和技术员基本不上炕睡觉，每次见到他们都是两眼通红，整眼充满了血丝，他们披着工作服在井队边上坐着眯瞪一会儿就算睡觉了。我是真心地佩服他们，常被他们这种不怕苦、不怕累、不要命的会战精神所感动。
在大会战中遇到的困难，对一直生活在北京的我来说，是完全出乎预料的。我住在办公室，办公室是四面漏风的活动板房，就是五合板外面有绿色的帆布那样的。分给我一个行军床，这在会战中是比较好的卧具了，在零下50摄氏度左右的天气条件下睡觉，即便是在室内也要穿着绒衣绒裤。严酷的自然环境对从小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学生们是个考验。我后来50岁时在大庆患病吐了血，医生诊断是支气管扩张，病因是冻的。
东北的气候特点是一下雪就不融化，整个世界一片雪白，只有等到开春，积雪才会慢慢消失。不下雪时大庆风沙很大，清晨起来，风刮得被子上是一层黄沙，天天如此。起床后漱口洗脸是个大问题。当时机关驻地周围只有两口水井，一口在厨房内，是压水的机水井，食堂做饭用的；另一口井在院子当中，是标准的东北农村式的水井，井口直径有1～2米，井台与地面是持平的，用时要特别小心，防止掉到井里去。此井供所有人使用，漱口、洗脸、喝水、汽车加水等用水都在此井。开始时我还试着洗漱，但不行，当年的4月份天气很冷，这井水冰凉，刷牙洗脸冷得让人无法忍受。从此大约一个月我只好不洗脸不漱口。
那时候米饭是主粮。厨师想着法变着样做米饭，大米和芸豆一起做好，每人一个大磁盘盛上米饭，再给一铁勺炸酱就是菜了。我们吃得很香，头两天没什么感觉，但时间稍长，就口渴难忍，嗓子冒烟。这才知道什么是口渴的滋味。后来就在饭后千方百计地喝一点汤，但很多时候是喝不到汤的。嗓子依然冒烟，这时才更体会到志愿军在上甘岭渴的滋味。
不管生活有多困难，工作有多紧张，在“有也上，无也上”(以后改成“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切为了大会战，要为祖国献石油”的雄心壮志鼓舞下，大家想的就是干活，“不分分内分外”，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火车站运来什么器材、木板、水泥等，一声令下，我们就是搬运工；要盖干打垒房子，我们就是泥瓦工；房顶漏雨修理，我们就是维修工；有火灾了，我们就是消防员；有井喷了，就去井场抢险……这些工作都干过，不要命地干，抢着干。
工作中还有危险情况。一次是要到外围探井了解情况，我和计划科科长一起走夜路去火车站，坐火车前往。因当时供应紧张，没有手电，只能走黑路。去时天不怕、地不怕地往前走，等第二天白天回来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发现就在我们昨夜里摸黑走的路上，路边有一口大井，也是标准的东北式水井，1-2米直径的井口，井台与地面持平，完全没有警示标志，如掉进去就有去无回了。
后来因为我业务逐渐“成熟”，就派我到钻井一大队计划岗位独当一面。钻井一大队全是钻深3200米的大井架，由玉门来的钻井老工人被提拔到大队当钻井技师；他们对学生非常地爱护，带我到钻井现场后，要求上井台只能跟着他走，并讲述安全点，必须戴上安全帽，讲述井台上锚头绳、卡瓦、大钳、天车等最危险点及事故事例，这使我受益匪浅。钻井遇到的最大危险是井喷。井喷发生时，人在距离井架好几百米的地方，地面就抖动得让人站不稳；井口嘶吼着喷出大量的泥浆液体，足有几十米高，钢铁巨人般的井架也在抖动，让人感到恐怖。
在大庆，我到过一处井喷后的现场，参加过一次井喷抢险。由于会战初期，对于一个新开发的地区，对地下油层复杂情况了解不够，中浅层有高压气层是遣成井喷的主要原因。我参加过井喷抢险，井的位置就位于二号院会战指挥部附近500米左右处。井喷高度已近二层平台，井架也已倾斜了20度角左右，情况十分紧急。在这危急时刻，数以千计的人跑来参加抢险，需要什么就往井口运什么。压井用的重晶石运来了，重晶石没有装满麻袋，只装了麻袋底那么点，那么少的量看似不重，但它的比重是7：1，实际重量是看到体积的7倍，所以非常沉。我和另一个学生两人用了吃奶的力气来搬，但麻袋纹丝未动，真急人；这时来了位工人，让我们帮助把这袋子放到他的肩上，他两腿弯曲着一步一步背上井场，场面十分感人。
为什么数以千计的人在现场这样不要命地抢险呢?大家看到在井架下，那最危险的地方，站着的是康世恩!会战指挥部的领导亲临现场，指挥部的指挥、总工程师等领导干部和钻井专家都在最危险的现场。这个场面是我一生永远难忘的。康世恩虽文人出身，却是不要命的主儿，要是井架塌了他就是头一个死。什么叫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视死如归?都体现在这里。带头作用一词在这里有了最好的注释。
后来开始了困难时期，我们工作之外都要挖野菜苣荬莱和黄花等。在食堂已经吃不饱了，最好的伙食是一周一次三两小米饭和一盘炒豆饼了，能吃得稍饱一点，其他的伙食只有野菜相伴了。
艰苦的生活不能阻挡火热的激情，当时大家穷开心还编个歌谣：“天当房，地当床，棉衣当被草当墙，野菜包子黄花汤，一杯盐水分外香，五两三餐保会战，为革命吃苦心欢畅。”大庆会战是我大学毕业第一次“参加工作”，第一次在实战的大熔炉中得到锻炼。大庆有我永远难忘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