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非洲和古老的中国都曾肩负着反殖民主义的重任。因此近现代以来，非洲各国与中国在政治上有着更为密切的交流。中国也曾在自身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积极援助非洲的经济建设，坦赞铁路就是这个时期中国与非洲友谊的见证。
非洲是全人类的故园，全人类有责任协助非洲发展经济、发扬文化。今日的中国与非洲，秉承了千百年来的和平商贸传统，正在共同携手，迈向富庶与和谐的未来。”
文明初兴之时，不论是古埃及文明还是古中华文明，其直接辐射力还不足以跨越万里，因此当时中国与非洲的交流是微弱的、间接的。
人类起源于非洲。
仅此一句就足以说明，相距万里之遥的中国与非洲有着久远的联系。
从古人类学上看，古人类走出非洲至少有两次，一次是直立人走出非洲，另一次是现代智人走出非洲。
我们所熟悉的“北京人”就属于直立人，这种古人类大约在20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在那个时刻，其他大洲还没有任何古人类的踪迹，有的只是远古猿类和猴类。顾名思义，直立人是能够站立行走的古人类，他们甚至可以奔跑，猎取大型动物。很快，他们从非洲向亚洲挺进，并学会了用火，经过漫长的旅程，终于抵达今日北京周口店的龙骨山中，这一支古人类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人，他们最早出现在周口店的时间大约距今77万年。
距今20万年前，一类脑量更大、技术更高的人类——现代智人在非洲诞生了。他们不仅能够长途奔袭，甚至还可以借助于独木舟，沿着大陆的海岸线“疾驰”。从非洲出发，现代智人大约在距今7万年的时候正式进入亚洲，可能兵分两路：一路沿着海岸线向东，最终抵达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另一路追逐大型动物，从亚洲北方抵达中国的北部，我们熟知的山顶洞人可能就是这批现代智人的分支。
随着亚非两地文明的日益成熟，尤其是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手工业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巨大提升，商品的互通有无让中国与非洲的交流变得多了起来。
南宋时期的进口商品中，发现了来自非洲的象牙、犀牛角。到了元代，中国与非洲的贸易联系更加紧密了。
“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等，大者船员千人，水手六百，卫兵四百，有三帆至十二帆……船分四舱……船员常在木盘中种植蔬菜……”这是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元朝时期的中国，在自己的游记中记录的泉州港盛况。这位旅行家1304年出生，20岁左右时出发去麦加朝圣，从此走过12万公里，游历44个国家。1346年，他从泉州登岸，在中国游历一年，足迹遍及泉州、广州、鄱阳、杭州等地，在游记中向世界介绍了古代中国的伟大文明，并称泉州为世界第一大港。
近些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在东非的瓷器考古工作，向我们揭示了中国瓷器在东非的影响力。至少在9世纪也就是唐朝时期，中国瓷器就抵达了东非。而在元朝时期，有大量的龙泉窑瓷器销往非洲。
有趣的是，中国瓷器在古代东非上层社会并不是一般的日用品，而是陈设品。完整瓷器或瓷片甚至被镶嵌在宫殿建筑和墓柱上，可能有宗教文化的原因，也有“炫富”的因素，因此富裕人群一直对中国瓷器有较大需求。
明初的郑和下西洋搅动四海，自然也会在非洲留下痕迹。考古学家在东非发现了一些明代的官用瓷器，包括龙泉窑生产的官器和景德镇生产的永乐时期的官窑青花瓷片，还有一枚永乐通宝的铜钱。这些器物可能用于官方的活动和赏赐器物。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为了郑和航海制造的，作为官用器物在航海中用于赏赐所到之处的各地统治者。
明代瓷器甚至输送到非洲内陆。非洲南部曾经有一个大津巴布韦，控制着非洲内陆大片地区的黄金贸易，富甲一方。考古学家在大津巴布韦遗址内也发现了来自中国的陶瓷器物。
反过来，东非的物产也输入了明朝。最轰动神州的非洲物产莫过于长颈鹿，这种奇特的动物让明朝海员以为是古书所载的祥瑞之兽——麒麟。船队载着长颈鹿回京，一时万人空巷观“麒麟”。（作者系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世界遗产行业专家）
